1935年，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原本是一个令革命力量振奋的好消息。经历了湘江战役、四渡赤水等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斗，红一方面军终于冲破敌人重重封锁。而红四方面军也在历经了鄂豫皖苏区的艰难突围与川陕根据地的生死搏斗后，成功摆脱了敌军的疯狂追击。两支队伍的会师，意味着红军的力量大幅提升，为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利好。
然而，尽管这本应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却看到红一方面军只有不足一万余人，且大多数士兵衣衫褴褛、饱受摧残，队伍严重折损。相比之下，张国焘自己拥有八万兵力，队伍完备、装备精良。在这样的对比下，张国焘心中不免滋生了野心。他企图以和平的方式，将红军总部“重组”，并通过这种方式最终实现红四方面军的“统一天下”。
为实现这一目标，张国焘精心策划了一个三步走的计划。第一步，他指使陈昌浩在芦花会议前，向红军总部发送了两封电报，提出了“指挥统一”的建议，实际上是要求获得更多权力，意图让自己掌控红军军委主席的职位，从而操控军权。
展开剩余74%面对张国焘的心机，伟人早已看穿其意图。为了缓和矛盾并迅速化解危机，伟人在经过多番考虑后提出了妥协方案：让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徐向前担任总指挥，陈昌浩担任总政委，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将成为整个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通过这一安排，张国焘获得了相当大的权力，并把自己麾下的许多人安排到了军委中。然而，这样的安排仍无法满足张国焘对最高领导权的渴望，因此，在芦花会议结束后，张国焘故意拖延，阻碍了红一方面军按照中央部署向北进军陕甘地区的进程。
当时，红军的处境越来越危急，蒋介石从南北东三个方向不断推进，围困红军的包围圈逐渐缩紧。在这种情况下，朱老总紧急制定了新的作战方针《夏洮战役计划》，试图通过草地北上陕甘宁地区。然而，张国焘再一次提出要在毛儿盖停留几天，并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党的全面工作和当前军事形势。这一表面上是为了总结经验的提议，实际上正是张国焘在为自己争取更多权力的机会。
这时，红军总部不得不再次召开了会议，地点选择在毛尔盖南边的沙窝寨子，这次会议也被称为沙窝会议。事实上，从芦花会议起，红军内部的气氛就变得越来越紧张，领导层的矛盾几乎是公开的。尤其是在沙窝会议召开时，矛盾已经变得明目张胆。
会议召开前，沙窝会议的气氛就已经非常紧张。张国焘后来回忆道，会议尚未开始时，红军总部在红四方面军的地盘上已采取了严密的警戒措施。中央纵队司令部的警卫人员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警惕性极高，口令也不同于红四方面军的正常口令，场面仿佛进入了战时状态。会议的气氛也因此愈发紧张。
张国焘此时已经不满足于军权，他明确要求红军总部承认“路线主义”错误，借此推翻红军总部的领导，自己坐上最高领导的位置。在遵义会议上，红军内部并未提及“路线主义”的问题，而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归结于军事指挥失误。张国焘显然是瞄准了这一点，提出如果不能承认“路线主义”错误，就意味着否定中央的权威，而否定中央的权威则意味着整个中央的权力结构将受到挑战，张国焘便可以趁机取而代之。
对于张国焘的这一计谋，伟人等人显然看得非常清楚。在会议中，伟人始终保持冷静语气，反复强调红军内部团结的重要性，并不断提醒与会人员要共同应对眼前的困境。张国焘看到这一策略无法成功后，又提出了第三个方案，要求派遣九名红四方面军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如果这一要求得到批准，意味着他将几乎掌控中央政治局的最高权力。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只有8名成员，张国焘此举意图昭然若揭，所有人都清楚他想借此机会攫取最高的领导权。
然而，如果不答应张国焘的要求，红军的内部分裂几乎是无法避免的。而且考虑到张国焘的军阀式作风，红军总部也担心他一旦不满，局势可能会失控。为了避免进一步激化矛盾，伟人巧妙回应称：“四方面军的干部中有很多优秀人才，派部分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是非常慎重的决定，其他干部可以去中央其他机关工作。”
经过激烈的博弈，最终会议通过了让陈昌浩、徐向前、周纯全三名红四方面军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李先念、傅钟、何畏三名干部进入候补名单。而为了安抚张国焘，红军总部还商定让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担任副主任，才勉强避免了更大的冲突。
在这一安排后，红军的左路军与右路军终于开始北上。然而，意外的是，张国焘所率领的部队却在阿坝停下了脚步。尽管中央一再催促，张国焘依旧坚持自己的立场，最终背离了革命的道路，走上了一条不可回头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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